一名學生在校打羽毛球時，遭同學揮拍擊傷左眼並流血，被校方第一時間送至瑪嘉烈醫院，再被轉介至明愛醫院眼科專科門診。但明愛醫院卻不接納男童以學生手冊作身分證明文件，要求預繳700元非本地人診金，剛巧男童家長即時沒有足夠現金，被迫由元朗趕返青衣住所拿取證件送至醫院，令男童的治理遭到延誤，令該醫院再一次遭各方指摘。對此，明愛醫院的回應是，承諾會檢討現行規定。情就如去年12月事發後的一樣。
「指引至上」主義
我不認為事件是源於如部分傳媒情緒化的批評如「唔夠錢唔醫」、又或者「見錢眼開」等市儈原因，反而是牽涉現代人「鳥籠理性」的迷思。
就如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指出：「好明顯是員工怕鑊，擔心不按本子辦事會出問題。」
有公立醫院醫生表示，明愛職員是「執正來做」。「有些部門睇走數睇得好緊，職員可能擔心如果畀人走數，會被問責，普通文員話唔到事。」
另外亦有評論指出，公立醫院每次在醫療事故後，都會發出新指引，但其實卻只會更加鼓勵恍如驚弓之鳥的員工，更加誠惶誠恐的按指引辦事。
其實這都道出了今天香港公共事務上的一個怪現象：就是每當公營機構出錯，官僚為了「卸膊」，最快速度平息指摘，轉移視線，就會拋出一千零一度板斧——承諾盡快制訂相關「指引」，又或者修訂現有「指引」。而輿論又會很快「收貨」，人們好像認為只要依據一套詳盡的指引辦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卻沒有考慮到，這會怎樣衍生出新的問題，以及塑造出一個怎樣僵化的社會。
德蘭修女的遺憾
Philip K. Howard在其所著《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一書中，探討正以幾何級數倍增的規章、指引，今天如何扼殺美國人的「常識」（common sense）和「判斷」（judgment），讓社會愈來愈窒息，失卻活力。作者提到以下一個有關德蘭修女的故事。
1988年，一個慈善團體擬在紐約市建設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庇護中心，德蘭修女熱心參與其中。慈善團體籌措了50萬美元，市政府亦以一美元象徵性價錢捐出一座荒廢了的物業，本以為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絆住。原來紐約市在建築上有一條硬性規定，要求在新建（或改建）的多層大廈當中，必須設有升降機。慈善團體堅持他們講求刻苦的信仰，不會讓他們用上這部升降機，而更重要的是，這會讓他們額外耗費多10萬美元，德蘭修女認為，這筆錢應該花在為窮人準備的食物上，才更加實惠。結果一個原本可以造福窮人的方案，就此拉倒。其實，無家可歸的窮人，只要有瓦可遮頭，便已經心滿意足，根本不會介意是否有升降機。結果一些無謂和僵化的教條，造成了一個眾人皆輸的局面。
戈爾的慨嘆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便曾經指出，在1960年代，政府不是以如此多如牛毛的繁文縟節，一板一眼去處理公務的，例如叢林守護員只要攜帶一本可放在襯衣袋的小冊子，便可憑常識和判斷，去處理大小工作。但如今他們卻得翻上如枕頭般重甸甸的幾大冊，效率和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在1970年代，美國社會發展出一種思維，就是以清晰及精確的指引，來保證做法上的一致性，消除偏頗，以及不確定性。這種倡議，在學術界、政界、司法界、管理層等之中，都大有市場。結果就如作者所說：「Detailed rule after detailed rule addresses every eventuality, or at least every situation lawmakers and bureaucrats can think of.」
作者指稱如此便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結果：「a system of regulation that goes too far while it also does too little.」——少到一個地步，甚至連一棟庇護中心都建設不到、一條生命也拯救不到、一顆眼睛也可能有一天挽回不到……
《到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海耶克指出，規章扼殺主動性和創意，嚴緊規劃扼殺演化和改良。我們要有容得下意外
、錯誤的胸襟和空間，好讓新的意念可以出現。跌跌碰碰中試走，才是進步的關鍵。
消防員的故事
近日亦發生了另一宗新聞，消防員在阻撓一名企圖跳樓的女士時，發生了糾纏，千鈞一髮之際，不單事主甚至連消防員自己也有墮樓的危險，最後消防員唯有拳擊事主頭部嘗試把她制服，再行營救，事後被部分輿論批評濫用暴力。當在一個電台phone-in節目討論及此事時，有評論說政府應考慮為此制訂和提供指引，卻惹來一位消防員致電質疑，說他們的工作覆蓋面闊，甚至包括攝氏30多度上山營救小狗，難道又要為如何抱小狗制訂指引﹖（以免被指摘虐畜﹖）
這令我想起前述戈爾的慨歎。當消防員背負太多的指引時，只會蠶食他們的判斷，令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可能喪失了救人的能力。
人是要有「常識」和「判斷」
規章、指引或許是現代社會的「必要之惡」，但同時我們也務必要小心，不要把之當作一個「comfort zone」，當問題發生後，作為一種方便快捷的政治交代方式，甚至真的以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萬應靈丹，陷入如此的迷思當中。明愛醫院一而再的事故提醒我們，即使在指引叢中，愈鑽牛角尖，也不代表可以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
我們是人，活生生的人，需要有常識和判斷。那幾位牽涉的明愛醫院員工，需要的其實也只是十分普通的醫者常識和判斷，僅此而已。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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